由于中央政法工作部没有建立，分部分级的政法干部管理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张文显：显明老师有个很好的观点，当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法学评估的时候，他是校长，当时学生们讲徐老师总是跟我们讲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他讲假如我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互相交换，一人还是一个苹果。如果我们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我们永远走在整个法学的前列，那么我想它的统领的作用，它的辐射作用就不会消失。
我在大学的时候，法律思想史是高树异老师上的，高老师是车丕照老师的导师，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这是十八大以来在政府改革上最可圈可点的一项改革成果，一项一项的权力清单出来了，一项一项的审批制度的改革。郑成良：目前对全国性竞争项目的评价要形成导向。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中国法律制度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郑成良：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是第一部以法学基本范畴来构建整个知识体系的：包括法的概念、法的本质、法的起源、法律关系、权利义务、法律责任、法律行为等。
这是与法理学有关系的。博洛尼亚大学建的第二个学科是医学，建的第三个学科是神学。自然法分裂为个人权利和自然哲学（科学），现代个人观念形成了。
我与青峰曾讨论过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就是分析中国人所想象的具有正当性的世界秩序，它不是民族国家的集合，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作为整合性契约社会的构成法则，宪法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组织蓝图的具体描绘。这是一个个依据道德等级高低规定的同心圆：实行郡县制的地区处于第一圈，册封国处于第二圈，朝贡国处于第三圈，同心圆外是没有道德的荒蛮之地。也就是说，即使终极关怀不可能再直接规定应然社会，应然社会仍要立足于超越视野，由后者蕴含的正当性原则中推导出前者。
如何在经济领域中建立契约组织？首先要求参与者拥有权利，其次是立约人交出部分权利，通过协商来订立契约。契约社会成为应然社会的本质就是用第二类契约的共同体来整合第一类契约组织，所谓第二类契约指的是所有人一起订立的某种共同规则（法律）。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契约都是由部分人订立的，这类契约无法解决社会整合的问题。宪法(Constitution)一词在中世纪指世俗立法，为什么后来用它来概括国家的构成原则？因为西方文明一直是用立法权（主权）来界定国家的，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立法被视为民族国家中所有个人一起立约，该词也就被引用来说明国家的构成原则。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成为现代社会组织蓝图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把独立理性的个人整合成契约共同体。这在经济契约的订立中较容易操作，一旦涉及普遍契约社会时，它就变得复杂了。
为了保证这一点，作为民族国家的契约社会之建立，必须高度强调立约过程。个人权利的可欲性是其正当性的前提，如果个人权利是不可欲的，它还有什么正当性？又怎么由它导出契约社会的正当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个人权利的可欲性曾出现过问题，它是现代社会的演化动力，这另当别论。霍布斯指出，必须让所有人交出全部权利，由一个超级极权的政府——利维坦（Leviathan)——来统治（利维坦这个词来自《圣经》，指的是海上怪兽）。第二个要素是由认同符号规定的群体(Nation)所构成的政治实体——国家（State)，如果民族认同符号所规定的群体和参与立约、制宪的群体是重合的（西方民族主义论述中Nation和State互相重合），一个民族就有权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宪法和民族主义 个人权利、工具理性、民族认同与宪法共同组成现代社会的整体结构，它们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只有立约过程的存在才能保证应然社会不是一种超越视野直接产生的。
个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体，他可以自主地选择超越视野。这种基于公意的契约社会或基于民族主义，或基于道德（它也是一种超越视野）。
这种共识就是民族认同，它先将独立自由的个人凝聚在一起，再让他们建立契约社会。其国家形态在法国大革命中首次成为现实，也就是雅各宾专政（Reign of Terror)。因为洛克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是在想象新教徒如何组成社会。因此，受上帝自然法统治的自然状态并非完全无序的，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不会与另一个人的自然权利水火不容。这一要求在订立经济契约时较容易实现，但将其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原理时，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建立在个人契约之上的，个人间的讨论与合作不仅有助于科学发展，还有利于理论和实验的结合，从而推进理论和实验向技术的转化。
这需要借助于两种分裂共存的超越视野，但并不是所有哲学家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分析的最大问题是，在现代性语境中的民族国家是可以包容科技和市场不断扩张的应然社会，这和传统社会中由某一民族建立的国家完全不是一回事。
自然状态指的是公共事务得不到管理，以及自然权利缺乏保护而已。简言之，立约过程的本质是授权，授权包含同意，但不能化约为同意。
第三，在所有人一起立约的过程中，个人交出部分权利，建立或接受某些普遍规则，以达到其目的。所谓的立约过程是指什么？首先不能把立约简化为大家都同意。
任何一个轴心文明的社会组织蓝图都获得了被统治者的同意，否则便无法成为应然社会，传统中国的家国同构体、古希腊的城邦、古罗马的共和国和中世纪西欧的法治封建社会都是如此。民族国家就是对这一整体结构的概括，所以我才称其为契约社会的整合性存在。20世纪人们经常问这个问题，其实这种宏大的历史意识第一次萌发在17世纪宗教战争之后。在某个轴心文明只有一种超越视野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
西方社会的道德来源是宗教，守约精神亦是基于对上帝的信仰。正因如此，由超越视野直接规定的应然社会失效了。
从理论上来讲，当社会取代准社会时，与其相匹配的社会组织蓝图只有契约社会，因为只有契约社会才能允许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无限扩张，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由此可见，只有在建立整合性契约共同体的前提下，民族主义才能脱离少部分人排他的、追求私利的狭隘性，成为人类建立应然社会的力量。
从准社会到社会 人类社会往何处去？这本是历史上罕见的大问题。民族观念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成为现代社会起源时必不可少的整合性要素。
国民是民族国家的成员，其身份由民族认同赋予。第二，根据立约的目的和契约的性质，必须明确立约主体。17世纪，处于解体中的天主教文明，既包括古希腊一罗马超越视野，又包括希伯来超越视野，二者互不相交，都指向社会行动。但如果同时存在两种超越视野，情况就不同了。
例如，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不是每个人必须拥有的生存权利？如果是，当工人在市场中找不到工作、无法谋生的时候，该权利作为一种价值，其可欲性便无法成立。为什么？询问未来之方向源于对应然社会之迷惘，这在任何一个轴心文明中本是早有了答案，应然社会就是立足于某一种超越视野对社会组织蓝图（理想社会）的想象。
由此可见，能包容不断扩张社会之新应然社会必须同时建立在三大现代价值之上。不信上帝意味着个人无法无天，由此推导出的自然状态必定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这样的个人不再是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除了订立契约外，他们不可能组成具有终极关怀正当性的社会。德国的新教徒不得不接受国王、诸侯和领主向他们宣布的法律，再也不将自己视作天主教会主导下等级秩序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德国农村出现二次农奴化。
